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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是否向日本进行报復,在飞艇上的长辈团有不同的看法。曹錕、段祺瑞、吴佩孚都认为暂时不能对日本进行报復。段祺瑞说:「当前中央正在与日本和谈,我们增加不确定因素,不一定是替国府加分。以日本的调性,遭逢巨大的损失,会让他们更加冒进。说不定和谈不成,东北军反而遭到突袭。」
吴佩孚也是类似的看法:「当日本姿态摆低了,不一定是折服,更不确定是蛰伏;我自己的经验来看,日本往往是在准备更强力的孤注一击。现在对他们报復打击,说不定打草惊蛇,让他们趁我们不在国内,孤注一掷,不管不顾的直接冒险;这样一来,我们不愿见到的两国全面开战就要提早开打。」
曹錕却是从经济面来思考,自从听了王绍屏一番经济理论之后,这位老人迷上了经济学,不仅积极投入自家生意,和王绍屏合作生意,更是招揽一些经济学家、财政专家,整天就国际局势、经济趋势,国内经济状况与改革进行了一番了解。了解得越多,他越觉得王绍屏是对的,而他现在更是开口经济,闭口财政:「1929年开始日本就受大萧条影响,在在1929-1931年间,日本经济衰退了8,虽然没有欧美严重,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採取的货币贬值,让日本纺织业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第一,而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,目前中日关係紧张,让日本的货物找不到出口,经济已经开始有过热的现象,所以透过武力对外扩张,直接掌控消费市场,以便舒缓生產过剩的现象成了必然;才会让日本政府转而支持建立满洲国的政策,对私自发动918事变的下层军官并没任何处罚;因为这符合日本经济需要。
另外大部分为了增加就业的赤字支出,大部分是花在军备生產上,如果只是储备军火,将无法获得回收,因此对外征伐,获得战利品来回收军备开支,也是理所当然。
如果我们採取行动报復,让日本遭遇新的不明损失,日本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,势必要鋌而走险。在我们不在国内的情况下,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,实在很难掌控。所以,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;毕竟打掉日本突袭的飞机,已经算是一种威摄了。」
冯玉祥和曾昭吉则是力主报復,尤其是冯玉祥,他是积极的抗日分子,可能是为了挽救自己过往倒戈将军的恶名,所以他说:「对于日本人,他们是吃硬不吃软的,只有打到他们会怕,才能压住他们毒蛇般的个性。」
曾昭吉则是从国内的情势来看:「打了日本,吓了国内不安分的势力,才能斩断他们屡屡向满庄伸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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